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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看是否存在产品条款设计不合规、不公平的问题。包括条款表述不规范，比如受益人表述为“除另有约定外第一受益人为贷款发放机构”这类情况；条款表述前后不一致，如定期寿险产品条款首页举例中两位被保险人同时出现的赔付情况，与条款保险责任描述不一致。另外，还有保险公司对理赔材料要求不合理的情况。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金融资本的广泛介入，将规模化低附加值行业的平台模式包装成各种“革命性创新”，通过各种政策加持甚至财政补贴，最终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这种经济形态让整个社会的资金分配进一步扭曲。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长远看，这与继续投入地产领域能有多大本质区别呢？而低附加值工业品的恶性竞争，继续造成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从而使这个关键阶段所需的资本，不能进入它应该进入的创新需求领域。劣币继续驱逐良币。

正是这段早期的创业经历和之前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担任咨询顾问的经历，让年轻的朱啸虎近距离地感受了创投行业在中国的肇始，也更加理解了互联网创业的本质。在朱啸虎看来，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里，每三至四年就会出现全新的创业主题，自己每隔三四年就需要重新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互联网创业走到今天，第一个主题是2000年前后兴起的门户网站，第二个主题是移动互联网服务内容和服务应用的提供商，接下来是游戏、视频、社交，到之后的O2O、人工智能等。”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作为平台一方，如果要分享高附加值的利润，直接引入境外优质商品或者服务资源显然要比等待本国质量提升更为便捷和快速，所以跨境电商对关税减免的诉求其实比特朗普的内心还要急迫。但毕竟本国低质低价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平台现金流的根基，如果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去驱逐山寨，那么规模化就会遭受打击。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杨建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发表那篇文章的《光学通信》是个水平不高的期刊，影响因子也就1.0，“可能博士为了毕业都用不上。”杨建军说，如果以期刊来评价论文，这篇文章就会埋没；但因为有新奇的思想，若干年后它被所有同行引用，比发在《科学》《自然》上的文章还重要。

根据《2018中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员工责任包括薪酬激励、补充福利、职业培训、员工沟通、员工关爱、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培训、职业健康安全认证和员工健康与安全纠纷9项指标。报告显示，民营企业更强调对员工的薪酬激励，83.44%的民企拥有针对员工的薪酬、股权等激励措施；而国企更关注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金、医疗保险等“补充福利”，56.88%的国企为员工提供补充福利。